第776章 他值几个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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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6章 他值几个师?

银幕全黑,片尾字幕滚动完毕,但穹顶的灯光仍旧保持静默。

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陷入了一种漫长的回味与等待。

在零星的掌声下,没有激动的喝彩声,只有此起彼伏的沉重呼吸和极力克制的抽泣,像是历史潮水褪去后在沙滩上留下的绵长回响。

这是一种集体性的失语,是观影者的心灵被过于沉重、复杂而美好的情感彻底冲刷后,暂时无法找到出口的震撼与余悸。

这一刻的他们坐在原地,仿佛被钉在座椅上,需要时间从那个横跨八十六年、交织著热血、牺牲、孤寂与最终释然的时空漩涡中挣扎出来,重新确认自己身在2015年的国庆之夜。

与此同时,相同的静默与情感共振,以北平为中心同步席卷了整个华人文化圈,激荡起曾共享战争记忆的东亚与东南亚。

在香江,人潮涌出灯火通明的影院,站在霓虹璀璨的街头。

许多年轻观众停下脚步,第一次不是望向维港对岸的璀璨楼宇,而是下意识地仰头望向北方的夜空。

这座城市的身份认同在东西方之间摇摆多年,而此刻,银幕上那八位飞行员跨越时空的孤独和呼喊,像一把钥匙,猝不及防地打开了许多人心中那道关于「根」与「我究竟是谁」的大门。

繁华街景下,是无数张带著未干泪痕,陷入迷茫与追寻的年轻面孔。

在台北、高雄、台中,此前因濒死的电影市场得益于文化部门和问界的和解,《轰炸东京》在岛内主要城市获得了不错的排片。

当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过该省文化部门的审核,看到了影片中相关剧情承载历史的主要官方力量为国党,包括航校、飞官以及轰炸东京这个历史上确有其事的计划。

因为影片导演的影响力和相对开放的环境,影院内座无虚席。

字幕结束后,很多中老年观众并没立刻起身,他们只是静静坐著,回响起那段烽火狼烟的岁月。

影片中张治中将军的形象,陈桂民们作为国军飞行员的身份与牺牲,以及那份「无关党派,只关华夏」的悲怆,精准地刺中了他们历史教育中长期被模糊或刻意淡化的一页。

这是一种很复杂的唤醒:

对岸拍出了他们父辈、祖辈可能穿著同样军装、怀著同样信念慷慨赴死的故事,而且拍得如此深刻,如此痛苦。

我们整天在听什么样的离间与蛊惑?

离场时,家人之间少有言语,只是彼此交换著沉重的眼神,长辈们或许也会轻拍拍后辈的肩膀,感怀著当年的岁月。

一种被长期正智话语割裂的、属于整个民族近代史的悲怆共鸣,在沉默中悄然弥漫在岛内。

在新加坡、吉隆坡,散场后,年长的华裔观众步履尤其迟缓,大家走出影院,站在南洋湿热的夜风里,望著异乡的星空心生感慨。

影片中金陵撞向东京火海的画面,与祖父口中昭南岛时期的恐怖记忆重叠,昭南岛也即日占时期的新加坡别称;

陈桂民在东京数十年的孤寂守望,也让他们想起了那些在南洋抗日活动中牺牲、至今可能都找不到墓碑的亲人。

刨根问底而言,这并不是「别人的历史」,这就是他们家族口耳相传、却渐渐被年轻一代淡忘的「我们的故事」。

许多家庭是三代同堂观影,散场时,年轻人默默搀扶著眼含热泪、喃喃说著旧时闽南语或粤语的长辈,在无声中完成了一次沉重的家族记忆传承。

在马尼拉、河内等地有限的特别放映场,观众席也感慨良多。

对于这些同样在二战期间遭受鬼子军国主义残酷侵略和统治的国家民众而言,影片中那份被遗忘的恐惧与跨越时空的创伤,引发了最直接的切肤之痛。

影片中鬼子的暴行、东京的毁灭与飞行员的牺牲所交织的复杂情绪,以及那份对历史真相的执著追问,触动了他们自身民族记忆中尚未完全愈合的伤口,也带来了关于复仇、

苦难与记忆的沉重反思。

离场的通道里,只剩下低微的叹息。

《轰炸东京》的首映之夜,就这样以大会堂那个漫长的静默为原点,激荡起跨越海峡、超越国界的情感共振,赫然成为了一次触及东亚与东南亚近代史共同神经的集体心理事件。

观影现场,导演路宽携梁佳辉、井甜、冯远争、周讯、辛柏青、张震等人一一登台,向来自全亚洲的观众们鞠躬致意,很显然演员们在这样的环境中重新看了一遍自己的表演,也未能免俗地眼眶泛红,心中激荡不已。

嘉宾们开始陆续立场,井大伯在几位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走了过来。

他先是郑重地与路宽等人握了握手,「路导,辛苦了,这部电影拍出了筋骨,也拍出了魂魄。」

随即两人走远了些,自光转向和刘伊妃和铁蛋、呦呦站在一起的侄女儿井甜,语气柔和了许多,「甜甜这些年的变化太大,感谢你的提携。」

「拜错庙了,拜错庙了。」路宽摆摆手,笑著示意不远处正在听铁蛋彩虹屁的井甜,「这一行没别的,主要是自己努力,再有小刘这样的良师益友,和我关系倒不大。」

井大伯人精似的,听得出他话里的意味来,心里暗暗叹了口气,和几位亚洲其他国家的大使、参赞问候后离开。

电影的首映无疑极为成功,下面就是他们这些宣传战线同志,如何同问界紧密配合的问题了。

随后其他宣传、文化等部门的领导们也依次上前,握手并简短交流,措辞大多是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艺术性与思想性结合得很好之类的肯定性评价,语气郑重,充满红头文件既视感。

路宽一一谦逊回应,紧接著便是记者们长枪短炮一致对准了亚洲各国驻华使节与文化参赞,因为这在绝大多数电影的首映式中是看不到来宾,恐怕也只有当下这种特殊的地缘正智局势能够造就这样的盛况。

外宾们大多用中文或英语表达对影片艺术成就的赞赏,以及对历史反思与和平主题的认同。

官方场合的措辞自然要郑重得体,但私下呢?

散场后等公车的间隙,韩国驻华文化参赞金泰亨和自己国家的朴赞郁等导演作别后,望著不远处正在与其他使节交谈的路宽背影,用英语低声同身边的菲律宾文化参赞说著什么。

菲律宾参赞头发花白,二战时他的父辈曾亲历日军占领马尼拉的黑暗岁月,此刻双手交握在身前。

「卡洛斯,其实这部电影最厉害的地方在于通篇没有一句我们常见的口号,甚至没有明确指责任何当下的政治实体。但它讲述了我们整个地区,从东大、朝鲜半岛、菲律宾到东南亚,在七十多年前共同经历战争灾难。」

菲律宾参赞卡洛斯·桑托斯微微颔首,「的确,它甚至没有过多展现日军的暴行细节,不像很多纪录片或电影那样。它把重点放在了————牺牲者之后的故事上,放在了那些被时间流放的灵魂上,太令人惊叹了。」

他语速缓慢,「这让我想起了我的父亲,他在巴丹的死亡行军中幸存,但余生很少提及。他不是忘记,是太痛苦,太恐惧了,陈桂民让我想起了他。」

巴丹死亡行军,是指1942年4月,约七万六千名美菲盟军战俘在向日军投降后,被强迫在菲律宾酷热环境下徒步跋涉约一百公里前往战俘营。

因为沿途缺乏食物饮水,日军肆意虐待、处决落后者,最终导致约一万五千名战俘在行军途中死亡,被视为鬼子在太平洋战场犯下的严重战争罪行之一。

但同他们在神州大地的畜生行径相比,显然不值一提。

金泰亨微微叹了口气,「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当陈和梁在1984年的北平重逢,当两个垂暮老人在2009年看著他们国家的阅兵式痛哭时————」

「观众的情感已经超越了国雠家恨,升华为对一种关于生命尊严与历史公正的悲悯。

这种情感,相对而言比一个国家和民族自己的仇恨,更容易被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人接受和共鸣。」

菲国参赞卡洛斯深以为然,两人各自坐上大使馆专车离开的同时,也都情不自禁在心中叩问:

一部电影,两个半小时,不费一枪一弹,没有一句直接的政治指控,但它做到了什么?

它让大会堂万人静默,让香江街头的年轻人仰望北方,让台北影院里的老人沉默垂泪,让马尼拉、河内的观众想起祖辈的伤疤。

它用八个中国飞行员的命运,撬动了半个亚洲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情感阀门。

这比发布十份外交声明、举办一百场文化交流论坛都更有效。

声明和论坛的目标是政府和精英,而这部电影的目标是人心,是那些普通市民、学生、职员、家庭主妇的心。

它播下的不是观点的种子,是情感的种子,是记忆的种子。

这种子一旦在公众心里生根,就会自己生长,影响他们对历史、对现实、对我们和他们的看法。

冷战结束后的这二十多年,他们这些外交官最清楚:

大国之间的博弈早已不限于航母与飞弹,一场电影、一首歌、一款游戏、一个社交媒体上的话题,足以抵得上千军万马。

美西用价值观渗透、文化产品输出、普世价值包装著著的糖衣炮弹,在不知不觉中改写著一代人的认知与认同。

在这样一场战争没有硝烟,没有战壕,但阵地一寸都没有少的文化战争中,一个路宽,又值多少个师呢?

只不过对于文化参赞金泰亨而言,很可悲的是即便自己国家的流行音乐,k—pop和韩剧席卷全球,表面上风光无限,但冷静下来想一想,那些东西背后的文化根基是什么?

是深植于民族苦难与抗争的历史记忆吗?

是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坦然讲述自己近代史伤疤的勇气吗?

他悲哀地意识到,不是。

韩国娱乐圈的繁荣,很大程度建立在对西方流行工业模式的模仿与改良之上,它的生命力来自快消与潮流,而非来自厚重的文明积淀。

更根本的问题在于韩国的主权并不完整。

龙山基地的美军驻防、战时指挥权仍在美国人手里、外交政策长期受制于韩美同盟——

用户@银座の猫:

就像电影标题里有「轰炸」一样,也许有人会武断地认为这是「反日电影」。但实际上看过后才发现,这种简单的标签有多么错误。导演并没有把日苯单纯地描绘成坏人,就像救下五十州关男的那对老夫妇,很可爱很慈祥。

陈在小妹妹怀里痛哭的那一刻,我也没有止住眼泪,那一瞬间凝聚了这部电影真正想要传达的一切。战后七十年,我由衷希望我们能成为这样一个可以毫无偏见地讨论这类电影的国家。

民间有良知的日苯人总算没有绝迹,然而这些来自普通观众微弱但真诚的声音,很快便被淹没在更大规模的舆论漩涡之中。

这一次围绕《轰炸东京》的文化与历史意识形态对抗,双方背后都或多或少有庙堂的势力入场,只不过动机与方式截然不同。